近日，劳荣枝案终于公布了一审判决书，感觉还是有很多细节值得一谈。
一、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
1、有权提起刑附民的范围
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“近亲属”有权提起刑附民诉讼，而刑诉法中的“近亲属”包括了同胞兄弟姐妹，但实务中的做法仍然是只允许第一顺位继承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，即只限父母、夫妻、子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。
2、都能支持哪些项目
最大的争议就是两金一费是否应当支持，我之前已经写过相关文章，这里不再复读。
总之，这一问题涉及的最大争议是，两金一费是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抚慰？
简单来说，2012年刑诉法修订前，不同的省做法不一，有认为应当按民事诉讼一样支持两金一费，也有认为这属于精神抚慰性质，刑附民不应支持，但被害方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。
2012年刑诉法修订后，全国统一做法是不再支持。但理由不是它属于精神抚慰，而是它会造成司法白条，执行不了影响司法公信。
这进一步产生的争议是：将两金一费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是否应支持？因为刑附民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。
对此，实务中仍然做法不一，但民事诉讼中更多的做法仍然是支持两金一费。
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，2021年最高院司法解释修订之前的这段空窗期，一直坚持不该支持两金一费的张军也调离最高院，各地就又纷纷露出了刑附民应当支持两金一费的苗头，比如四川某个高级法院刚在20 年底发通知要求支持，重庆某高级法院也正打算跟风，最高院一个司法解释下来，一夜之间打回原型，因为张军升任检察长了。
3、赔偿标准
基本原则就是，如果有多个被告人先后归案的，按被害方第一次起诉时、审理法院所在地的赔偿标准来认定。
这个案件有多个被害方，如果其中有人是在二十年前就提起刑附民，按当时标准，可能就只能支持几千块，劳只要对当时的几千元承担连带责任。而现在起诉的被害方却能支持几万元。
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二十年前起诉的，没准会支持两金一费（没研究过江西省当年的具体做法，只是假设），算起来也是几万块；而现在起诉的却不支持两金一费。
不过这些矛盾并没有在本案中发生，否则，不懂刑附民规则变来变去的人看到，可能又要嚷嚷着同案不同判了，到时候出来解释背锅的还是一线法官。
4、已决、在逃同案人员均不列为被告。
已决人员如果当时被害方没提起刑附民，目前也没什么明确的规定说能如何补救。比如对同案人法子英，当时的案件没起诉，现在也已经没法再追加为刑附民被告人。
而如果还有在逃人员，也只能等将来抓到在逃人员后，才能将其列为刑附民被告。
5、曾经有某个省规定过，如果被告人被判死亡，可以不再支持被害方的刑附民诉请（因为人都死了，让死人承担赔偿责任没什么执行可能）。
不过这条规定几乎没用过，后来他们也悄悄删掉了。
二、案件的延期
1、判决书记载，由省法院同意延期三个月。
我猜他们当时报送延期的理由就是“被害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”。
2、最高院同意延期没有次数限制，理论上，这个案件可以千秋万代地延下去，永远不办结，直到劳荣枝老死。
三、法律适用
1、新法旧法
任何涉及到90年代或者“想当年”的案件，第一反应都应该想到新旧法的更替，这个案件也不例外，我们首先得看看对相关的罪行所涉的法律有没有发生过变化。
抢劫罪、杀人罪的法条都没有变化过，绑架罪的法条是越来越轻。
按从旧从轻原则，不需要考虑适用旧法的问题，应该是一律适用新法。
2、跨法犯
检方的指控中，法律适用有一句“1979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”，该款是针对抢劫致人死亡的情形。
本案检方指控的抢劫罪中，发生于97年10月之前的是第一宗，第二宗发生于97年10月之后，所以他在指控的时候，同时使用了抢劫罪的79刑法第150条（旧法）和97刑法263条（新法）。
但这种“数宗同一类型的犯罪行为，有的发生于旧法期间，有的发生于新法期间”的情况，称为“跨法犯”，它的处断原则，最高检有个批复：
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、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》
……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同种类数罪，其中罪名、构成要件、情节以及法定刑均没有变化的，应当适用修订刑法，一并进行追诉；……
也就是说，哪怕指控的罪名没被法院改变，法律适用上也只需要适用97刑法的263条，检察官在指控犯罪的法律适用上犯了低级错误啊。
四、关于案件的事实、证据、定性
1、我没看过法子英的判决，但猜测检方指控的罪名是为了与该案保持一致。
2、在第一、二宗里面，认定劳“明知法要杀人仍参与”的证据明显不足，确实很难证实她事先明知，也确实无法排除“两人事先只是共谋抢劫，法在抢劫后突然、独立杀人”的合理怀疑。
这在刑法理论上叫实行过限，如果要避免这个问题，检方一开始把杀人放在抢劫罪里面作为加重情节来指控，就是个更加明智的做法。因为这种情况下，只要证实劳对抢劫和使用足以致死的暴力有共谋，就要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。
而现在法院所认定的抢劫+杀人，杀人行为已经从抢劫行为中相对独立，对认定劳“明知杀人”的证据要求与证明难度也更高。
3、从第三宗开始，指证劳明知杀人且参与的证据开始，越来越充分。
但第三宗充分的原因，是当时确实有杀人的意图，但最终没有杀人。
不得不说，这是个悖论：
想杀人，最后实施了杀人，所以死无对证。
想杀人，最后放弃了，所以有了充分的证明杀人的证据。
总之，这一宗有证据证实劳参与杀人的共谋，对此明知（共谋如果出门勒索的法一小时不回，劳就杀人灭口；以及事后要灭口，最终放弃）。
4、第三宗介于绑架与抢劫之间，主要涉及“强迫人质编造借口向家人要钱，家人不知被绑架”的情况，到底是绑架罪还是抢劫罪的争议。
简单介绍就是，最高院业务庭倾向于绑架罪（有案例），最高院研究室倾向于抢劫罪（有文章）。
5、第四宗里面，认定杀人的证据就几乎是铁证了。
因为冷柜是劳去买的，而且就是为了“杀人示范给人质看”，加上劳还在纸条上增加了“真会杀人”等字样，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了。
6、从整体事实和证据上就能发现，如果只有第一、二宗，认定劳参与了杀人的证据是非常单薄的，肯定达不到死刑标准；但是加上第三、四宗的证据，显示劳在后面的作案过程中经验丰富、配合默契、手法老道，那无论法官还是一般人，都会认为劳在前面的两宗作案中同样参与极深。
这个就叫内心确信。
7、但是无论如何，整体案件的事实认定，仍然以劳的有罪供述为重要定案依据。尤其是法案没定而劳案中认定的那宗。
8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改变案件的定性，而且是增加罪名，按刑事诉讼程序应当开庭组织双方辩论。但是我没关注案件庭审过程，不知道程序是否做足。
综上，本案认定劳有罪的证据是充分的，从事实的恶劣程度，哪怕她不是直接动手杀人者，也足以死刑。但是从死刑证据标准来说，认定劳的“明知”和参与程度，却非常依赖劳的有罪供述，所以在死刑复核时，也仍然有一线生机。
